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杰出服务教授、医学博士伯纳德·费舍尔(Bernard Fisher)是乳腺癌研究的伟大先驱之一，他于上周三去世，享年101岁。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乳腺癌肿瘤学中心主任埃里克·温纳(Eric  

Winer)医师评论道，他是“肿瘤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做出的贡献影响了无数女性的生命。”

　　温纳补充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有远见的人。” 费舍尔是推动使用新辅助疗法治疗可手术乳腺癌并倡导预防乳腺癌的主要研究人员。

　　他说：“此外，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确立了肿块切除术和放射治疗的安全性。没有他的辛勤工作，我们对乳腺癌的治疗知之甚少。”

　　另一位乳腺癌专家对此表示赞赏。华盛顿州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医学博士加里·H·莱曼说：“费舍尔彻底改变了我们有关乳腺癌的理论和推理。”

　　费舍尔早在其他人之前就认识到，乳腺癌是“相对于其发展而言相对较早的系统性疾病”，它需要“针对其起源和扩散以及扩散至身体其他器官的倾向性的真正多学科方法”评论。

　　他解释说：“这使得人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仅通过手术治疗局部疾病，而忽略使用放射和/或化学疗法和内分泌疗法的区域性和远距离传播，那么我们将注定大多数患者将来会再次发生远距离疾病。”

　　莱曼说：“因此，多学科多模式疗法被认为是改善大多数乳腺癌女性临床结局的绝佳机会，这一前提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屡屡得到证实。”

　　费舍尔的贡献

　　费舍尔出生于匹兹堡，就读于匹兹堡大学，于1940年获得大学学士学位，并于194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当时的兴趣是肝再生，低温和移植生物学，并在完成了为期2年的实验研究金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外科手术后，他回到皮特进行研究。在他的实验室中，他进行了大鼠肝脏再生和器官移植的实验。为了增加对移植医学的了解，他于1955年在英国伦敦哈默史密斯医院的研究生医学院担任研究员。

　　不久后，费舍尔回到家，回到实验室，渴望恢复他在肝脏再生和移植方面的工作，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费舍尔的导师Isidor S.  

Ravdin博士，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癌症化学治疗服务中心临床研究小组主席。

　　1957年春，费舍尔和其他22位外科医生应邀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校区的石屋会面，讨论了国家外科辅助性乳房和肠外科计划(NSABP)的前身-外科辅助化学疗法乳房项目的创建。

　　费舍尔在2005年《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上发表的一次采访中说：“我告诉他，与进行乳腺癌研究相比，我对继续进行与肝脏再生有关的实验室研究更感兴趣。”

　　他说：“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中缅印度行动剧院的二星级将军和首领，并且曾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过手术的人发出命令时，你会服从。我感到不得不去石屋。”

　　NIH在石屋举行的会议对费舍尔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临床试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关于使用链霉素治疗结核病的第一项随机临床试验是在不到1948年进行的)。

　　在NIH的会议上，1958年启动了第一个随机临床试验，以评估对接受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乳腺癌患者使用全身治疗的情况。该队列包括800多名妇女，她们被随机分配接受烷化剂thiotepa或安慰剂，费舍尔同意参加。

　　到目前为止，理论上认为尽管进行了根治性手术，妇女仍死于乳腺癌是因为在手术过程中肿瘤细胞脱落并将癌症扩散到其他地方。

　　该试验表明，在接受辅助化疗的绝经前妇女的无复发生存中有显着益处，这表明乳腺癌的自然病程可以改变。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并不能使所有患者受益，并且一些女性经历了不良事件，因此许多医生都不愿意使用辅助化疗。

　　参与该试验引起了费舍尔对肿瘤转移的兴趣。

　　到1959年，费舍尔的研究重点已经完全改变，他开始与哥哥埃德温·费舍尔(Edwin  

Fisher，MD)一起工作，他是一名病理学家，于1958年加入匹兹堡大学，并在癌症领域享有盛誉研究。

　　他们开始对肿瘤转移生物学进行实验室研究，这项工作最终将使他挑战当今的现状。

　　乳房切除术与肿块切除术

　　乳腺癌治疗的“现代”时代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当时美国外科医生William Stewart Halsted提出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

　　Halsted提出了乳腺癌转移的解剖学假说，这表明来自乳腺癌的癌细胞在扩散到身体的其他区域之前总是穿过淋巴结。因此，为防止转移，他引入了涉及切除整个乳房，下方胸部肌肉和腋窝淋巴结的手术。

　　尽管该手术经常导致患者严重毁容，手臂功能减弱和淋巴水肿，但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部和区域复发率。该程序或它的修改形式始终保持护理标准，并在1970年代(首次引入该方法近一个世纪)中继续广泛使用。

　　然而，费舍尔基于对肿瘤转移的广泛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他从理论上说，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可使肿瘤细胞在全身循环。广泛的局部治疗，如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不会提高许多患者的生存率或阻止远处转移。他在JNCI采访中说：“因此，较小的根治性手术可能会导致与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后获得的结果相似的结果。”

　　这一替代假设成为新一代NSABP临床试验的基础。费舍尔于1967年被任命为NSABP主席，从1971年开始，NSABP在一项临床试验中招募了1600多名女性，该临床试验旨在比较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与不广泛手术的有效性。

　　苏珊·洛夫博士乳腺癌研究基金会首席远见官苏珊·洛夫(Susan  

Love)医学博士表示：“他在1971年进行的NSABP研究中，对女性进行了根治性乳腺切除术与全乳切除术的比较，结果发现效果不佳。然后，他将乳房切除术和放射治疗与全乳切除术进行了比较，再次显示出结果无差异，再次证明了更多的治疗并没有改善，并强调了全身疗法的必要性。”

　　洛夫(Love)评论说，费舍尔是她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然后成为一名乳腺外科医师的灵感。她说：“他是一位科学家，他认为你应该像对化学疗法和激素疗法一样，对外科手术进行临床试验。”

　　“我成为一名乳腺外科医生，是因为我们拥有支持我们所做工作的数据，这要归功于伯纳德·费舍尔。他启发了我和其他许多人成为外科医生科学家，并继续质疑现状。”

　　但是，那是后来的事。在进行这些研究时，这是一场艰巨的战斗，需要患者入组并让临床医生接受结果。费舍尔回忆说，使用一种不太积极，节约乳房的手术治疗的想法最初遭到了抵制。他说：“五十年来，外科医生已经接受了进行根治性手术的培训。他们认为进行肿块切除术是完全不合适的，因此在那个特定时间，我的同龄人是我的反对者。”

　　他回忆说，要医生让患者参加试验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说服妇女参加一项研究，其中一些人将接受乳房切除术而另一些人将保留乳房，这甚至更加困难。

　　费舍尔因其在改变乳腺癌治疗模式和创建新的管理模式方面的工作而获得1985年阿尔伯特·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预防乳腺癌

　　费舍尔对乳腺癌治疗的另一个最显着贡献是在预防领域。他的研究表明，全身、辅助化疗和/或激素疗法(他莫昔芬)的添加比单独手术具有生存优势。

　　1991年，费舍尔和他的NSABP同事开始了第一项乳腺癌预防试验，该试验评估了他莫昔芬在被认为极有可能患该病的女性中预防乳腺癌的功效。研究结果表明，他莫昔芬可以使该人群的浸润性和非浸润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近一半。

　　费舍尔去年在《 Pitt Med》杂志上接受采访时说，这些结果(1998年)表明“他莫昔芬可以预防乳腺癌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

　　他补充说：“当然，在1958年，当我开始这一旅程时，使用药物来预防乳腺癌的想法是……科幻小说。”

　　持久的遗产

　　费舍尔认为，他的最大贡献是进行了实验室研究，从而改变了对乳腺癌的理解和治疗。

　　莱曼还指出，费舍尔有能力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多学科关系，以开发、实施和完成大型随机对照试验。费舍尔能够使这些“非常不同的学科和研究人员，通常具有事先的思维定势和巨大的自负，可以一起工作，开发和运行一些最具创新性、权威性和改变实践的临床试验。”

　　莱曼补充说，这些试验的结果“继续影响我们对乳腺癌的理解，并导致改善临床结果和生活质量。”

　　莱曼说：“他的遗产是巨大的，并且随着我们在这些形成性努力的基础上以越来越新颖的疗法和方法改善我们所护理患者的生活，他的遗产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