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以来，在美国，用于治疗晚期卵巢癌的新辅助化疗(NAC)的摄入量急剧增加，但重要的是，中位生存期也持续增加。

　　这些趋势证实，术前更广泛地使用NAC不会对生存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研究人员介绍了新发现，患者接受这些治疗的顺序不会影响IIIC至IV级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

　　“几十年来，除了低级别的早期疾病，仅可以用手术切除之外，手术和化疗一直是治疗新诊断卵巢癌的金标准，”主要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的安妮·克尼斯利医学博士(Anne  

Knisely，音译)说。

　　“从2006年至2016年，重要的收获是即使NAC摄入量增加了，但生存率也提高了，所以我们不认为NAC的摄入对晚期卵巢癌造成不利影响，尽管我们也没有看到存活率的加速，”她强调。

　　该研究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妇科肿瘤学会(SGO's)2020年女性癌症年会上发表。由于COVID-19大流行，会议被取消，但摘要和SGO新闻稿已发布以允许进行报告。

　　当被要求对这一发现发表评论时，费城CTCA Health美国癌症治疗中心(CTCA)医学和科学总裁Maurie  

Markman医师指出，先前发表的数项设计良好且进行良好的随机3期试验令人信服证明NAC不会对晚期卵巢癌的相关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Markman继续说：“还有，这些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术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降低。”

　　“因此，目前的研究证实了试验数据清楚地揭示了什么，并且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存活率的增加与越来越有效的系统性抗肿瘤疗法的影响有关，”Markman观察到。

　　分析来自国家癌症数据库的数据

　　数据来源于国家癌症数据库，包含用于确定2004年至2016年接受化疗、手术或二者同时治疗的IIIC或IV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

　　从该数据库中，研究人员确定了2004年至2016年间接受晚期卵巢癌治疗的72,171名妇女。

　　研究人员解释说：“我们计算了每年被诊断为接受初次[新辅助治疗]化疗的女性比例。”

　　他们补充说：“对于具有成熟生存数据(2004–2013年确诊)的女性，我们使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了中位生存率。”

　　在2004年至2006年之间，只有17.6%的晚期卵巢癌女性接受了NAC，之后进行了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在最初的两年中，NAC摄入量没有变化。

　　取而代之的是，女性首先要进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然后再进行化疗，这是长期以来治疗晚期卵巢癌的传统方法。

　　然而，从2006年开始，“原发性化疗的频率开始增加，在2006年到2011年间每年增加7.9%(P<0.001)，”克尼斯利及其同事报告。

　　随后，2011年之后在手术前使用NAC的人数出现了更大的增长。研究人员指出，在2010年至2016年之间，NAC的使用每年以10.3%的速度增长(P  

= 0.01)。

　　实际上，到2016年，美国有45.1%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接受了前期化疗，之后接受了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

　　重要的是，从2006年左右开始，中位生存期也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从2004年的31.1个月增长到2013年的37.8个月。

　　随机试验后增加NAC的使用

　　克尼斯利指出，从2011年开始，NAC摄取量的增加很可能是由2010年公布的一系列大型随机试验的结果所解释的。

　　该试验是在患有晚期卵巢癌的妇女中进行的，她们被随机分配接受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然后接受化疗，或者先接受化疗，然后接受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

　　结果表明，对于重度IIIC或IV期卵巢癌的女性，NAC继之以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并不逊于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两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均为12个月。初级手术组中位总生存期为29个月，前期NAC组为30个月。

　　尽管如此，2017年对妇科肿瘤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妇科肿瘤学家学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没有认可NAC并随后进行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尽管事实是当时许多临床试验表明这两种方法都会产生同等的结果。

　　正如克尼斯利所观察到的，决定是先进行手术还是NAC，主要考虑因素是：手术是否可行，以及患者的功能状态是否使她有可能在进行大的病态手术后康复。

　　克尼斯利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按顺序进行化疗和手术。”

　　她解释说：“因此，即使对于那些被认为更适合NAC的患者来说，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希望这个治疗方案比先手术后化疗获得更好的预后。”

　　克尼斯利强调，他们的研究在设计上是横断面的，因此他们无法在更广泛的NAC摄入与该患者人群生存率的持续增长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但是，她补充说：“这一趋势与随机对照试验一致，该试验显示，就生存率而言，NAC的预后并不逊于初次手术。”

　　她说：“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NAC的使用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但生存率也继续稳定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外科技术的进步和其他肿瘤学的进步，而不是由于NAC的增加。”